穆宗长庆四年（824），五十三岁的白居易开始谋求分司东都的闲职。文宗大和三年（829），终于如愿以偿，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诏令颁发了。他异常高兴，而写此《中隐》诗。白氏分司东都，“不劳心与力”，却享有与六部尚书同等的品级。“终岁无公事”，而享有与六部尚书同等俸禄。尤其难得的是，处于此位置，身心特别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登山或游园，或游宴或酬唱，或高卧或闭关，总之一句话，优哉游哉，不需要操心，也不需要劳神。在白居易看来，太子宾客分司这样的闲官，既能免受事务冗杂之劳，又可躲避朝堂纷争之祸，而充分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趣。虽算不上志得意满之“通”，但也不是落魄失意之“穷”；虽不至流油之“丰”，但也无拮据之“约”。 中隐，在小隐与大隐间找到一条折衷的吉安之路，它巧妙地平衡了大隐与小隐的矛盾，化解了不是“喧嚣”就是“冷落”的两难，平衡了“穷通”的关系，超越了“贵贱”的界限。“中隐”，实属白氏的发明专利。白居易六十四岁时还写过一首《闲吟》，可用来解释此诗里的“中隐”。诗云：“贫穷汲汲求衣食，富贵营营役心力。人生不富即贫穷，光阴易过闲难得。我今幸在穷富间，虽在朝不入山。看雪寻花玩风月，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