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们仨读书心得

故事很简单，普通不过的一家三口。

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很简短，就一页。讲了一个梦的故事。我记住了钟书先生安慰杨老的那句话：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仍是杨老在讲给我们一个“万里长梦”。梦中她是一名交通员，住在客栈，往返于三地，在病中的钟书先生和忙碌的女儿阿圆(后来也病重)之间不停地游走奔忙，却又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父女俩一点一点地在她眼前消散。直至她实在不想动了，先得到女儿“回自己家里去了”的消息，然后又看着载着钟书先生的船变成一叶小舟，“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消失在茫茫云海中……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附有很多张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照，是那种其乐融融，看了让人很温暖的家庭照片。有年轻时，夫妻俩在伦敦和巴黎留学时的合影;也有钱瑗的成长照片、英国留学的纪念照。最喜欢他们父女俩的合影，老先生爱说女儿像他，一样的有着聪明的头脑，含蓄的微笑。他们仨各自的工作照，看完也让人感动。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真实写照都在这些图片中定格了。最后两张老两口相互理发的照片，拍得真好。杨先生会用电推子，钟书先生会用剪刀。我看到这里，才真正领会了什么叫做相濡以沫。

第三部一共分十六小章，用很浅显的文字记录了他们这个三口之家共同经历的快乐。“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在这第三部里，我印象深刻于他们夫妇二人留学期间的苦读和自得其乐的生活。想像着两个不嗜家务的学者是如何打理每日的柴米油盐，他们的真实生活都在杨先生的笔下复活，让我看到两个抽空去探险(散步)的快活人。钟书先生的西式早餐做得真棒，让我也提起兴趣早起为家人用自制豆浆和五分钟白水蛋当早餐，看他们爷俩吃得心满意足。

读到第七章，阿瑗两年不见父亲，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她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真是绝句啊，这父女间的对话！

还有，写到当时有些落迫的钟书先生“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不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修”，却不想在一个夏天，收到学生送来的一担西瓜。圆圆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众人，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

“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大家大笑。这样聪慧的女儿，妈妈怎能不记得她吐露出的每一个音符句语？所以，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杨先生是如何的不舍。她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她嘴上这么说，心上却牵扯得痛！阿圆去世时，还差两个月才满六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如何摧残着两位体弱多病的老人……

当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先生去世。这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读到这里，还能有人不动容吗？

最后的附录里，有钱瑗打算写的她的那个版本的《我们仨》的手体本初稿(未完成)，还有她在病中写给同样生病的父亲的几封信，写给母亲的新年贺诗，阿瑗去世前自己不能进食了，但不放心阿妈，特写信教妈妈如何做简易饭食……那种父女亲人间的浓情和俏皮让人感慨万千。最后附录三里，收录有女儿给爸爸的速描画、钟书先生给煮饭阿姨的抽象写生实物画……这点点滴滴碎纸片都让杨先生视为珍宝一一收藏其间，那是属于他们仨的宝贵财富和回忆传记，没有人能走进，只能在远处观望与唏嘘……

杨绛先生用她的朴实的文字，娓娓道来讲述了“我们仨”，一生，也因为有“我们仨”，感觉并不孤独，生活很有意义。逝者不可追，往者不可留。留在杨绛先生心里的，是“我们仨”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这样的回忆，有些痛楚，有些温暖，有些感动，有些回味。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小家，因为有“我们仨”，很快乐，很温馨。

杨绛我们仨读书心得

《我们仨》由钱钟书先生的遗孀、作家杨绛所著。本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梦”的形式隐喻情感，一部分记述现实。现实部分，从1935伉俪二人在牛津求学写起，一直到1998钱钟书去世，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后都化作一位百岁老人对家人绵绵的思念。作者所思念的，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家庭，妻子杨绛、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都是单纯的文人，不沾是非，不涉政治，任世事浮沉，不改做人本色。但在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我们仨”依然饱经战火、疾病、政治、生死的洗礼，难以独善其身。

在“我们仨”中，女儿钱媛无疑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在杨绛的眼中，女儿懂事、聪慧、好读书，是自己“平生唯一杰作”。钱家家长(钱钟书之父)“得意非凡”地宣称：“女孙健汝(钱媛)”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可造之材”，却多病多难，生不逢时。“上高中学时背粪桶，大学期间下乡下厂，毕业后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其间的遗憾憋闷，溢于言表。

杨绛先生为女儿的才华惋惜，但杨绛她自身何尝又不值得惋惜。在钱钟书的眼中，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诚然也。钱钟书虽然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有得必有失，于生活计，几乎百无一用。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不时地在家做些“坏事”，将桌布染黑了，台灯砸了，门轴弄坏了，均束手无策，唯有苦着脸向妻子杨绛求救。杨绛一一安慰“不打紧”。出院后，她逐一“搞定”。钱母感慨这位儿媳，“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钟书痴人痴福。”而这对于一个惜时如金的学者来说，是幸也，亦或不幸也？杨绛在翻译上的造诣颇深，她翻译的《堂吉柯德》，至今为止依然是中译本外国名著中的经典之作。

“我们仨”中最“宝贝”的自然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得近乎单纯的文人，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学术事业中。中国的文人，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在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熏陶下，无非分两种，一种当了官的，一种是想当官而不得的。即使隐士如陶渊明者，早年的愿望也是“大济苍生”，他几次挂冠而去，均是迫于无奈，不是因为嫌官小，就是因为不“合群”。而钱钟书却是一条漏网之鱼，是一众鸭棚中诞出来的一只天鹅蛋，是文人中的“病梅”，异类中的异类，几千年以来，仅此一枚。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科教文卫的职位，他辞谢了;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来了;收到国宴的请帖，他请病假;即使是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个顾问衔，他也力辞得免。

钱钟书一生所爱，唯有他的书、他的家。在书里，他是学问的宠儿;在家中，他是精神的领袖。这两个地方，自由、美好、安全，符合他全部的慧心与童心。他或许会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可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家无四邻，独坐一园春”终究只是古代文人的美好奢望。1966，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被“洗澡”，杨绛还被人剃成了“阴阳头”，苦不堪言。他们凭借平和的心态以及对学问的执着，挺了过去。但是，女儿钱媛的丈夫王德一却因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90年代中期，病床上的“我们仨”开始分头写作各自的《我们仨》。不久，钱媛病逝，次年岁末，钱钟书亦离世。“剩下的这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此中辛酸，难以向人道也。四年后，唯一完本的是杨绛版的《我们仨》，此时杨绛已是九二高龄。书中，一个个残碎的梦境，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在黑白间杂的夜幕下，如一粒粒星辰，以爱作线串起，熠熠生辉。

无论悲欢离合，家庭都是人生最后、最好的庇护所。如果你爱家，就读一读《我们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