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著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