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2.新闻传播的关系不仅暧昧不清，甚至颇有冲突。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3.传播学代替新闻学?

这一提法颇有爆炸性：无论用谁代替谁，哪怕说以谁为主统领谁，听起来肯定有人不舒服。其实这也是误会大于分歧。

小传曾在本科传播学新生见面会上简单和新生聊过，传播学的研习可以关注三大明显的领域，即历史、方法和理论。当时邓老师也提到，传播学的学生要多多关注一些新闻的东西。我的观点加上邓老师的观点，就是上面赵心树老师提出的学科冠名的全面阐释。

赵心树老师认为要用传播学来冠名整个新闻传播，但是这种“冠名”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传播学下设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其中基础传播学包括传播学历史、传播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理论，亦即小传见面会时分享的三块内容。应用传播学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传媒伦理和法规等等……小传不揣冒昧，邓老师的“多关注新闻”大概提示多提升应用传播学的能力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觉得新闻传播可以更好“联姻”，美美与共，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4.新闻传播，观点碰撞不少，商榷文献很多。

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历了海纳百川的涤荡后，传播学这片土地能够沉淀下什么?小传现在念传播学，方向为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学史，我当然是支持传播学是一门学科的说法的，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在今天传播学需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如何让其他的学科至少不排斥?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具体的商榷很多，小到新闻商品化、大到学科之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一些重点问题剖析。这里讲讲文人商榷的一般进路以及误会消除吧。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5.一些其他亮点的盘点。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望，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欲望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