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　　一：虽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位社会学的奠基者都是对基本上同一时期(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现代性”作出诊断，但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经济层面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组织和形式等的影响，于是“资本主义”浮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涂尔干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了工业主义上;韦伯也讲“资本主义”，“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页)，韦伯更为关注“理性化”(rational)，“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韦伯却认为，“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工作是进行如布迪厄所说的“心理—表象”式的分析(皮埃尔·布迪厄《再生产》，13页)，也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宗教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357页)。为这个问题，韦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宗教伦理在影响经济行为(无论是个人的活是社会性的)的一致性。事实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论述中心就在于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一开始，通过宗教归属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拥有和领导资本主义企业方面……都有新教徒在数量上超过天主教徒的倾向”(《社会行动的结构》塔尔科塔·帕森斯，570，译林出版社)，这个至少为韦伯指出了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方向。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韦伯在对加尔文宗派(新教派代表)等诸禁欲伦理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论证方面作了极为大量的工作。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这种精神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但是为“资本主义精神”下定义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这个概念所代表是在历史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因此，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所以，韦伯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对富兰克林、雅各布·福格观念的对比，标明富兰克林“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在这里引用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观点，具体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韦伯认为，“事实上，这种伦理(指富兰克林的观点)所宣扬的至善 ——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在这里其实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首先，用韦伯的话来说，“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显然，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或基础原则，在其他社会(未受资本主义影响)是不会存在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具“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行为或观念的“矛盾律”(这里的“矛盾律”只是作为表现一种状态两种相反的现象，并无逻辑上那种必然的“非A即B”)。在这方面，随着研究的推进，韦伯把他研究的观念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同新教的诸禁欲派别的伦理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矛盾律”，主要和韦伯所提到的“天职观”(Beruf)有很紧密地联系。那么，在这里就必须对新教派(本文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做一些交待。加尔文宗是宗教改革中影响比较大的新教教派。加尔文宗曾经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预定论”。这样的一个宗教教义的意义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⑴一个决对超验的上帝存在，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和创造者，而且其是唯一的;⑵不在任何人的理解范围之内，所有的灵魂是否得救、死后是否进入天堂，完全由绝对的上帝预先决定，任何人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知自己是否得救;“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下篇，第四章)⑶一个人在尘世上存在,“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加尔文所深信不疑的事实，即，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选召而获得永恒的恩宠)，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⑷个人尽管预先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只有自己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自己要博得上帝的青睐。尽管已经预定了“选民”，但个人应使自己配得上“选民”，达到选民的标准。韦伯在谈到禁欲主义是认为，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特别是按照清教教给他的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下篇，第四章)。所以，韦伯在解释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作用的历史性起源是指出，“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及 ‘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等严酷教义与个人内在的孤独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对文化、宗教中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无助于得救，而只能平添些感伤的幻想和偶象崇拜式的迷信”(下篇第四章)。另一方面，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与中世纪禁欲主义(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第四章)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从禁欲向世俗活动的转变。由此，这里可以将上面提到的“矛盾律”简略的概述一下：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与禁欲主义行为。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表现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们以合理的手段不断获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商人们赚钱的目的并不在于享乐，而是在于为“神召”的“天职”，即为上帝添加荣光。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就这样，在商人们同一状态或行为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积累财富与禁欲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也构成了现世与上帝之彼岸的某种衔接。这种衔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矛盾律”的。韦伯指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第五章)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教的伦理观念至少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对于资本的积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商人们在世俗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完成。从个人行动的意义、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研究社会现象，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韦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除了应对社会现象作合乎规律的因果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地探寻导致特定社会现象出现的个人行动动机，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属人的“意义”。从韦伯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韦伯为什么在“心理-表象”和精神动力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分析。也就是说，韦伯为什么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关于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之后，他对比研究了其他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几种宗教(未全部完成)，建立起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把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政治的研究中，既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形式主义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存在实质非理性。韦伯的这本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著作，引起了诸多的回应。实际上，评价韦伯的这本著作仅从其本身出发是不够的，而在于这本著作所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和立场。　　二：前段时间我读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看书的扉页，开篇是导论，通常的作品往往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切入正题。然而这大师终归是大师，谈天说地起来也是信手拈来!科学、史学、人文学、法学、建筑学逐一向读者娓娓道来，而刚进入状态的我却已经有些雾里看花起来。已而没有耐心读下去了，在进行了几次阅读后，我终于坚持看下去了，在看完导论前部分“新教伦理”后，终于进入了主题——“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否定了财富的贪欲就是资本主义，或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错误观点。提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在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在第一章中，韦伯引用了“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的现状，论述了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在第二章中，顾名思义韦伯探讨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引用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国前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诸多名言，得出最后的结论就是“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即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作者又谈及个人的职业精神——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新教本来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加以考虑，即：新教形成了一个先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第三章中，作者通过路德所信奉的“履行神意安排给人的特定义务是上帝的专门旨意”得出了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同时作者对宗教改革作用进而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荒谬教条主义的论点予以了驳斥。提出了本书研究任务是要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第四章韦伯逐一介绍了历史上禁欲主义新教的四种主要形式：1.加尔文宗;2.虔信派;3.循道派;4.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受限于本人宗教知识的浅薄，在读到这一章节后，我感到了明显的力不从心，错繁交织的宗教间关系弄得我是云里雾里，一头雾水。印象中只是对加尔文宗还有些许感触，即人死后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但这是上帝已经预定好了的，上帝已经选定了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不能得救，而这上帝的选择又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世俗的善与恶支配。就这一点而言，显然与佛家的“种善因得善果”有所区别。而其他一些虔信派，循道派之类的，我不否认我是通过一些网络媒介进行了学习和了解。第五章韦伯论述了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活动所设立的准则之间的联系。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态度的基本要素与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容是相同的。这本书分析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可是个人的知识相对有限，很多书中谈到宗教问题和艰深理论也欠缺相关的背景知识，所以我读起来也感到好吃力。幸而当今的网络如此发达，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增进自己对该书的理解。比如后来我也了解到韦伯是以精神、思想的因素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方法，视角新颖而富于启发性，但在根本上却是一种唯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