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是我大概六、七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当时，嗯，我是非常赞同柏杨的中国人只会窝里斗，中国人脏乱差吵等等说法的。细细想来，当时我痴迷于曾国藩的“血诚”，正对自身进行最彻底的批斗。而柏杨的观点正好“迎合”了我当时的想法。最近再次翻开这本书时，可能是因为生活阅历渐为丰富，也可能是吸收他人观点的方法日渐成熟，我对柏杨的有些观点就不是那么赞同了，至少是柏杨认为的这几点中国人的特点并不完全适用于现在的中国人身上。

先说柏杨本人，如果忽略柏杨本人生平，而盲目的评价、批判柏杨观点，那孔老夫子的棺材板是会压不住的(高中读物论语，子曰：观其言、察其行···)。柏杨1920年生人，如果认为一般人是在15-30岁形成一个人的三观的话，柏杨形成对事物的看待和分析主方向，大概是在1935-1950年间形成。正直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和中国受封锁的年代。

再说毛主席、邓爷爷教导我哦哦们，“具体问题、具体观念应该放在具体场景下进行分析”。所以将柏杨认为的中国人脏乱吵作为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或者说盲目的批判柏杨观点以偏概全是不正确的。脏乱吵和人们的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以及地域都存在极大的关联，而中国大陆经济腾飞是78年之后的事，国民扫盲完成也在93年所以柏杨的中国人脏乱吵的特点是极有可能普遍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身上的，但将这个特点不加区分的一直安在全中国各个地域、各个时代以及各个群体身上是不合适的。柏杨观点是否特指85年及85年前的中国国民性我没有认真查找，但现在的读者将此观点强套在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并以此对柏杨进行攻击是不正确的。

至于中国人窝里斗的酱缸文化，与其是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不如说是中国人都想成功，且也许是中国人对成功路径依赖，或者对已经成功产品的模仿复制习惯导致的现象。85年及85年前的情况我不知晓，但近年的卡丁车、炫舞堂、CS、刀塔、一大片卖相同产品等等情况还是可以说明这一点的。

对于本书，我的观点是柏杨所说的国民性，一是因为时代不同，二是因为柏杨本人受历史局限，可能已经不完全适用于现代的、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了。但如果忽略柏杨的成长环境，而攻击“柏杨认为的日本人就是好”，嘲笑“柏杨中文不好，要改成拼音”等等，我觉得是不妥的、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