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礼拜天，我在家整理童年时代读过的课本和往日的笔记本时，发现初中一年级语文书里夹着半小张已发黄变霉的纸条，纸条上写道：我家有收音机了。这让我浮想联翩。

我想起来了，那台收音机是1968年秋后落户到我们家的，就放在我们家主席台(老爷柜)中间位置上，无论时间怎样流逝，我都记得它的名字，叫“长江”牌的，它一直伴随着母亲到临终。

收音机进家之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兄妹几个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围着桌子吃晚饭，只听母亲低声细语地与父亲说道：“我们俩一块把今年全家的收入情况盘点一下。”父亲听后，不慌不忙地从放杂物的抽屉里，取出一张当年收入欠账的记账单，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因父亲不识字，叫来哥哥让他报收入数字，父亲与母亲掰着手指头一笔一笔地在加数算账：芦苇箔子收入16元，一头猪卖39元，一只羊卖16元，一趟鸭、一群鹅加上12只***鸡，外加禽蛋多少钱，还有蚕豆、黄豆、芝麻、稻谷又卖了多少钱。总账一算，扣除各项开支，还张三李四家各五元钱，母亲觉得全家收入还可以。她左思右想，决定从家里纯收入中拿出12元买台收音机。第二天大清早，母亲搭乘庄上一家去临泽街上做生意的顺便船，经多方打听，跑了好几处，最后在临泽前街一家百货公司里才买到一台台式收音机，收音机是南京产的“长江”牌的，是交直流电两用的，机样跟现在高邮咸鸭蛋26只装纸盒差不多大小，外壳都是塑料的，后盖是纤维板的，比较轻便，便于携带。

母亲在世时，喜欢听扬剧、淮剧和现代京剧样板戏，当时她为了适应潮流，才买这台收音机的。那个年代虽然有有线广播，因受播放时间内容的限制，只能偶尔听上回把戏剧和歌曲，没有收音机方便，说收就收，想听就听。

自打收音机买回家，母亲就对它爱不释手，一有空就打开它听听，但从不让我们兄妹几个乱动，并由她保管，要听必须得到她的允许，必须有她在场。每次她小心翼翼地把藏在家立柜里的收音机取出来，放在主席台中间靠墙的位置上，并用一层薄薄的四角大红大绿的方巾盖在上面，防灰尘。收放前，她都不厌其烦地指着它说：“它是全家每人用十个指头苦来的钱买来的，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家当，也是唯一的家用电器，你们爱护它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能大意摔坏了，要当点事用用，也不能一天开到晚，唱到晚，它跟人一样，干活久了也要休息，听完了要把电源按钮关了，不要浪费电。”听起来，母亲在这件事上，似乎对我们要求严得过分了些，但我们兄妹几个都很理解她这种做法，在那年代买台收音机确实不易。

尽管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哥哥还是闯祸了。1969年3月的一天，母亲去川青五里桥给家里买树苗和菜籽种，临行前细心的母亲把收音机藏身地点重新改变了一下位置，哥哥在家翻箱倒柜还是把它找出来了，他为了过把瘾，显示一下，把收音机调音旋钮开到最大位置，惹来许多小朋友，个个都好奇地摸着我们家的收音机，左瞧瞧右望望，觉得很奇怪，是从哪发出来的声音，有位顽皮的男童不顾众人的反对，把收音机捧在手上，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一不小心，脚下被冒出地面的一碎瓦片跘了一下，连人带机摔倒在地，收音机被摔出两米远，不响了，那顽童吓得溜走了，哥哥站那呆呆地在发愣，在跺脚，嘴里不停地叨唠着：“怎么好，怎么好，犯法了，犯法了。”他将收音机从地上拣起来，拍打几下外壳，声音时有时无还能听，心里暗喜。他急急忙忙把收音机外表擦擦干净，又放回原处，想蒙混过关。

纸包不住火，丑媳妇迟早是要见公婆的，哥哥想来想去，只有主动投案自首，才能得到宽大处理。那天哥哥还没等母亲进家门，就主动承担了责任，母亲听后很恼火，回头再看看哥哥那诚实的态度，摸着他的后脑勺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是好孩子，好样的，不体罚你了，就罚你利用放忙假时间编织十五条芦苇箔子吧。”哥哥哭笑不得。

打那以后，母亲把收音机更当事，下地劳动带着它，走亲访友提着它，晚上睡觉放在床头靠着它，那台收音机整整陪伴母亲唱完23个春秋。根据母亲临终前嘱咐，把那台收音机随母亲骨灰盒一块入土为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