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歇菜了，万科没啥前途了，谁叫他真的一毛不拔呢？他与突然变得明显的社会整体的高尚情绪格格不入，他遭批判是人心和社会的选择，是民族道德借人民之笔所写的判决。

民族道德不是一个一个人的道德，是一个民族整体的情操。

曾经看到过关于王石的评价，作者给出的观点是“不要用伟岸的道德绑架了卑微的人性”，或许很多人看到这儿觉得挺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人性”一定是“卑微”的吗？当然不是。

人性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道德的层面，我绝不否认“性相近，习相远”，但也充分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所以，首先可以肯定，道德可以来自每一个人，那么，民族道德就有了根基。

在我看来，民族道德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

潜移默化性。漫长的时间和极广的空间让我们很难感受到整个民族所拥有的极其抽象的善良，而就在“五·一二”之后，借地震的能量，让一个民族的道德像火山大喷火一样，叫人震惊，叫我们感到底气十足，叫敌人闻风丧胆。

扎根整个社会，老乞丐将泥兮兮的钱递给收款人员，国家总理将孩童的鞋捧在手心，献血排的长队伸展到我们心灵最柔弱却最坚强的地方——善良，这便是社会整体的道德来源，他催生出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这才是社会生存的老本。

影响深远。可以说如果没有“五·一二”让全民族动容，让民族道德像山洪一样漫灌整个山麓，那么随后的护火炬事件，反家乐福事件就不会爆发得那么迅速果断，那么理所当然。

既然有这些性质，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民族道德会成为一种如此深刻的集体化的思想。

也许吧，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但我要说的是，民族道德的深厚积累更与历史现实有关。

我们从1840年说起，因为之前的实在是离我们太远，而且很模糊，说不出关于民族道德的道道来。

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屈辱和战争。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民族利益的思考，沉淀了一部分民族道德，那时候我们多谈阶级性，各个阶级都以不同的方式先后加入了解救中国的洪流。那几代人吃过太多的苦，而且他们不再有多少封建社会的等级态势。所以，民族道德作为一个整体性价值有了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或许有一句话可以解释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记得哪位名人说过，“灾难是催生一个民族新的飞跃的最强大的助力之一”。于是，100年后，旧中国灭亡了，获得新生了。

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中国持续高温了几十年的民族道德的一个降温、平缓和总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热过头的地方，但也有余热力量的发挥。比如我们的社会性质的转变的胜利，这段时间，我们的民族道德慢慢冷静，于是我们不再冲动，这边有了接着的二十年。

从1978到1998年，这段时期，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满打满算谋发展，民族道德没有太大的爆发，更多的我们着手于理性的世界，打通经济脉，因为我们明白，有精神还得有物质，这样一个民族才不会在挨打的时候痛苦地挖掘精神财富以维持发展或寻求突破。

之所以划到98年，是因为在98年，我们的民族道德又一次大规模地爆发。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洪水将亿万颗的中国心系在一起，构筑成了坚不可摧的堤坝，紧接着是1999的贝尔格莱德，与北约轰炸之声想抗衡的是整个民族的呼声、呐喊声，我们的民族在50年后又一次吓到了世界。

直到2008年，这个多事之秋，东方的巨龙接受了又几次的洗礼。我们看到了，先辈们苦苦积攒下的精神财富并不会被后代抛弃。80后90后虽有幸福的生活缺依然承袭着那些字眼：爱国、坚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华夏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豪地挺立！

回到开始的议论，“人性”到底是否卑微，我们也许可以用反证法，如果人性是卑微的，那么民族道德爆发的时候，在社会意识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每一个士卒难道不是每一个高尚的人性，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王石错了，社会价值不由他来决定，民族道德不由他来影响。

天灾和人祸让我们看到了民族道德强大的生命力，当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站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当然能够走的更加地稳健，更加昂首挺胸。

民族道德或许只是杜撰，也可能只是“中国精神”的翻版，但换汤不换药，其内在价值值得我们反思思考和挖掘。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一次次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世界道德”将成为全人类的财富，每个人类的财富，每一种生物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