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么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么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定地位呢？直到今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美好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可是要想蒋介石放弃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终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口头答应：放弃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