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国光的故乡南京沦陷。14岁的他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继续求学。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初成，各类进步书籍成为刘国光最爱的读物。特别是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资本论略解》令他分外着迷，他急切地想看到《资本论》原著。

1938，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喜出望外的他跑到重庆买了一本。“老实说，我当时正在念高中，完全读懂《资本论》是不可能的，但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就这么一直读下去了。”70多年后，已年逾九旬的刘国光回忆当年初读《资本论》时的情景依然激动：马克思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解剖与严肃批判，给刘国光以强烈冲击。《资本论》犹如灯塔，为他指明了人生之路。同时，国家贫弱、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人民流离……深深刺痛了刘国光的心，更让他坚定了“经济救国”的志向。

1941，怀抱这个梦想的刘国光以优异成绩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入经济学系就读。当时西南联大群贤荟萃、星光熠熠。以经济学系为例，系主任是哈佛大学博士陈岱孙;徐毓枬教授是凯恩斯的学生，是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学者;赵乃抟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欧美经济史权威。名师指导配以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刘国光如鱼得水，废寝忘食。

他大学时接受的是正统西方经济学教育，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他是新中国公派留苏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人，主修计划经济，却是最早提倡“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是市场经济的热情鼓吹者，最早构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却始终坚持市场缺陷甚多、政府调节必不可少;他是最早论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学者之一，但晚年却把“公平”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并为此不懈呼吁……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平稳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蒸蒸日上的新局面，刘国光既欣慰又有所担忧。

“我最担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刘国光说，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提这个口号是针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平均主义已经越来越少，而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

“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问题。”刘国光说。

在刘国光看来，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感更重要。

2013，刘国光90华诞，朋友与同事给他开了一个研讨会。在会上，刘国光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聪明，自负还算守本分，勤奋以治学，平实以做人。做了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现代的‘天、地、君、亲、师’的培育、熏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取得的结果。”他解释说，所谓“现代的天、地、君”就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真正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