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同日,万里共中医。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此作了专题部署。浏阳从实践探索中认识到,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全面落实中央精神,加快发展中医药,应着力做好三项工作。 1.坚定发展中医药的信念 信念决定行动。在中医药屡受挤压险遭取缔的困境下,坚定信念,迎难而上,矢志不渝,是发展中医药的首要前提。 1.1纠偏正名,还中医药科学尊严。中医药是我国的医学文化奇葩。从神农到孙思邈,中医药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光耀万古的医学科学。然而,长期来西方医学占据主流,一些人荒谬提出“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人为地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明末清初,西医伴随基督教抢滩入华,中医药首遇挑战。19世纪初,西医牛痘接种法来华扩张,中医药再遭冲击。1822年,清政府在太医院废除针灸科。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创办首所西医教会医院,并迅速向中国各地发展,国人开始对中医药的科学性质疑否定。历史上首个提出废除中医的人是经学大师俞樾。1879年,他发表《废医论》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首次排斥中医药的政府部门是北洋政府教育部。1912年11月,该部颁发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未列入中医药而只列了西医,酿成震惊中外的“漏列中医案”。中医界纷纷要求列入,教育总长汪大燮明确拒绝并诡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首次废除中医药的政府部门是国民党政府卫生部。1929年2月,该部通过“废止中医案”,引发中医界强烈抗议。同年3月17月,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派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国民党政府慑于民怒予以撤销,中医界将“3·17” 定为“国医节”。50年代初,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该消灭。因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最终两位副部长王斌、贺诚被撤职[1]。中医药和西医药文化价值不同,治疗理念各异。用西医标准偏执臆测中医,进而得出中医药是“伪科学”的结论,这本身就是非常不科学的,必须予以纠正。我国将中医药明确定性为“医学科学”,给予中医药科学尊严和认同,也是对“废除中医”等怪论的否定。 1.2认识特色,把握中医药的世界优势。历经千年风雨创新,中医药具备三大特色。一是预防作用独特。“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掘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预防为主,止病于萌,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医药的特色之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即预防上多投入1元钱,治疗就可减支8.5元,并节约100元抢救费[2]。上世纪60年代,“一根针、一把草”的预防保健运动,最大程度保障了我国亿万农民的生命健康,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效益”的中国经验。中医药这种主动预防而非被动治疗的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首选,也是人类医学实现“供得起、保公平、可持续”的基本途径。二是毒副作用小。中药以天然植动物为原料,污染少副作用小,符合人类绿色环保的生态医学模式和回归自然的世界潮流。中药的不良反应率远低于西药。我国2006年药品不良反应报告36.9万例,其中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仅占14%,且严重不良反应极少。是药三分毒,无毒不入药。要正确认识中药毒性。《中国药典》收载常用中药材片551种,包括有毒中药73种,其中毒性大的品种10种[3]。有毒中药往往疗效独特,其毒性成分便是药效成分,如世界公认治疗白血病疗效好的砷制剂等。三是养生功能显著。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引发健康问题的因素中,生活方式占比高达60%,环境社会占17%,遗传占15%,医疗干预仅占8%。以养成良好生活方式为主旨的中医养生,符合国人文化传统,贴近百姓生活,令人认同践行。
中医药特色成为世界医学优势。1973年4月,中医针灸在国际上首次取得合法地位,美国笫一部中医法在内华达州诞生。1978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阿拉木宣言》,倡议各国政府将传统医学纳入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让全球目光聚焦中医药。2008年11月,世卫组织首届传统医学大会《北京宣言》,制订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原则和方向,折射了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的领袖地位。2009年5月20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举办首届中医药标准化国际论坛,56个国家186个中医药学术团体参会,开启了全球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历史先河。2009年5月22日,世卫组织笫6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传统医学决议》,首次以决议形式敦促各国全面发展传统医学,显示了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的旗舰领军作用。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国外中医医疗机构达10万多家,中医从业人员逾50万人。国外有7所正规大学开设中医系,不少国家批准民办中医大学为正规教育机构。美国将中医从补充医学中分离出来形成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全美中医高等教育机构达80多家,美国知名学府60%的医学院开设中医“替代医学”国有1/5人口年消费中医药达1.3亿英镑。不少国家立法赋于中医药合法地位,英国卫生部2008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中医、针灸、草药立法草案,中医药将得到法律保护。中药产品国际销量大幅增长,2006年出口销售额达8.3亿美元[4]。 浏阳市于1997年被授予“全国农村中医先进市(县)”,中医医院一直以来始终坚定发展信念,历经风雨创业,突出中医特色,创建了湖南省中医系统县(市)首家“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目前开放护理单元21个。被评为“全国示范中医医院”、“全国中医名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2.加强中医药人才建设 唯物史观昭示,在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中,人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加强人才建设,是发展中医药的根本保障。我国中医药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全国西医从业人数550万人,而中医只有40万人,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20%[5]。目前主要是一批50岁以上的中医苦撑危局,有志于中医药的年轻人才越来越少,中医药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专家警示,也许不出50年,中医药不需要被别人废除,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加强中医药人才建设迫在眉睫。 2.1中医药教育应姓“中”。中医药院校教育目标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然而我国现有32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均面临西医化命运。大学全部课时中,1/3学西医,1/3学外语,1/3学中医。专业分化过细,学医的不懂药,学药的不通医,被德国慕尼黑东方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波科特戏为“假中医”。不少中医经典课程被删减甚至沦为选修课,而西医理论不断强化。学生还没从理念和宏观上掌握人体构造,就忙着和西医学生一样看解剖的人体标本,导致中医药思维无法在大脑中根深蒂固。一些学生中医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低下,读不懂《黄帝内经》、《伤寒论》,甚至连最基本的药性赋、汤头歌也不会背诵,离中医特色越来越远。众多中医药研究生不在中医药上下功夫,却热衷于按西医模式研究细胞分子,结果“种了人家地,荒了自家田”,毕业后既不会“望闻问切”,也不会遣方配药,中医不精,西医不通,被戏为“中医的掘墓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中医药院校担心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强西弱中”。国家应出台政策,明确中医药院校培养中医药人才的目标方向,切实改善中医药人才的就业待遇。中医药院校还应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医之道,根在文化”。“医乃仁术”、“悬壶济世”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崛起之魂。针对当前“见病不见人,治病不治心”的突出问题,中医药教育应锁定“中医传统文化根基”,坚守“中医思维方式”,留住“中医原始基因”,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格物致知、修身养性、关爱病人;精通身姿语言、善于交流沟通、和谐医患关系;探索生命起源、深究自然规律、开创中医春天。 2.2完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师徒传承、以师带徒的师承教育,是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也是传承中医药学术思想、经验技长的重要途径。口传心授、因材施教、跟师实践,成为中医药教育的亮丽特色。数千年来,这种模式造就了大批德艺双馨的名家。然而,目前的师承教育面临“断挡”之危。1999年执业医师法的出台,既使医师资格准入步入法制化,也使师承教育面临新的挑战。许多师承制培养的中医虽然水平很高,但因西医知识上不了线,过不了执业医师资格关,无法取得合法资质,顶多算个“草野郎中”,靠“打游击”维生,许多师传“绝招”秘而不公,不少特效验方因此失传。临床教育的忽视也使“病床师传”遭遇尴尬,学生临床实践大幅减少,难以在带教老师的耳濡目染中领会成才。中医药是无法速成的职业。我国2009年6月19日首批表彰的30名国医大师都年事已高,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74岁,从事中医药55年以上。其中只有19位参加表彰会,且多为轮椅陪护上台领奖,还有一位在会前就去世了[6]。如果中医药不能薪火相传,随着老一代中医纷纷故去,中医药人才将青黄不接。国家应调整完善执业医师法,充分考虑中医药师承教育的自身特点和客观规律,制订师承教育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师承人员职称评定、岗位聘请等实际问题,营造名医辈出的浓厚氛围,鼓励培养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铁杆中医”,使“伟大宝库”代有传人,生生不息。 近3年来,浏阳市中医医院按照“近期靠培训,中期靠引进,长期靠教育” 原则,引进中医专业人才68人,选送106人次到省内外进修,举办各类学术讲座、业务考试、技能竞赛138次,着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促进了医院发展。去年门诊19.1万人次、住院20179人次,同比增长121%、13.6%,医疗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3.强化中医药发展政策扶持 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强化中医药发展政策扶持,提供公共卫生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发展中医药的关键。我国大部分中医院生存艰难。不少地区不仅未达到倾斜扶持要求,更离中西医并重的要求相差甚远。中医药发展举步维艰,强化政策扶持实乃当务之急。 3.1加大中医药投入。首先,建立持续稳定增长的中医药投入机制。目前,我国中医药投入严重偏低,大量中医院迫于糊口生计,不得不弃“中”姓“西”,中医药特色服务严重萎缩。不少中医辛苦一生,却家徒四壁,自然不会坚守中医。浏阳张坊等7个乡镇卫生院中医药人员2008年人均收入只有1.759万元,仅为全市公务员年人均收入的39%,院均负债达102.5万元。国家应明确每年中医药投入标准,确保增长幅度适当高于当年财政正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并纳入预算,使中医药投入有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渠道;对政府主办并经绩效考核合格的中医医疗机构,其人员基本工资、国家规定范围内津贴由财政全额拨款;将乡镇中医药人员养老保险等“五金”的集体部分及退休后的地方补贴工资部分纳入财政预算,中央转移支付,省市县按比例分担解决。其次,完善中医药服务补偿机制。目前,近2/3的国家规定现行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因价格明显偏低而处于亏损,未能充分体现中医医疗服务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中药加成原来是25%。去掉加成和处方调剂费,医院没了利润。应尽快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价格;鼓励使用中医药,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扩大中医诊疗项目、中药品种、医院中药制剂报销范围。再次,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中药资源是中医药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因缺乏政策措施,中药资源无序采猎、粗放利用严重,资源濒临灭绝。素有“无草不成方”、“四大药王之首” 美称的甘草,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4890个高效药方的必备成分。近年来我国野生甘草面积锐减70%,经济蕴藏量剧降80%[7],中医药面临“无药可医” 危机。要采取措施,确保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和谐同步发展。3.2促进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促进中西医结合,有利于取长补短,发挥优势。首先,要承认“不同”的客观性。中、西医的不同性、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形态,是医学进步的标志。“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中西医结合,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博采群芳,医学才会充满生机活力。其次,要统筹“不同”的共同性。保障全民健康是中、西医共同的目标。既然双方有共同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就能相互融合;既然双方有各自优势,它们之间的融合就能迸发出比斗争更大的积极力量。既看到相克的一面,又看到相生的一面,从对立面中汲取有益成分,发展壮大自己。2003年在抗击SARS斗争中,中西医结合成功治疗高达58.3%[8],在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上显示了中西医“和而不同”的巨大威力。参考文献[1][4]张其成.中医文化的命运,光明日报2009-06-11(10版)[2]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课题组.全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人民日报2009-05-20(07版)[3][7][8]王君平.中医药始终要姓“中”,人民日报2009-05-09(02版)[5]白剑峰.下代 中医在哪里,人民日报2009-04-02(15版)[6]王君平.国医大师如何代有传人,人民日报2009-06-22(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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