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明王朝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死了，张居正的功绩也被朝廷在表面上否定了。但拥有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已经很清楚，他的功绩必然要被否定，尽管他的确为这个死气沉沉带来了一丝波澜。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某种制度下，历史就有了自己的轨迹，个人的作用会对这个轨迹有部分的调整，但很难做到根本性的改变。

灾难深重的中国，自从安史之乱后，就走上了自己未来一千年的必然之路。

唐朝士人的利益分歧，引导了当时的官僚机构，府兵机制和地方驻兵机制，终于带来了地方割据的状态，也终于最终埋葬了唐王朝。而纠正过枉的宋王朝，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强调程朱理学对思想的绝对控制，地方文官制度，虽然使中国走向了大一统，而管理制度的大一统，也伴随着思想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不在这大一统思想意识之外的，统统被排斥为异端。而这些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基于士人的利益，也就是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政治利益基于土地利益，这当然大大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大力发展。但也引起了土地的大规模兼并。而在明王朝，张居正却试图推行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所以，一条鞭法是在根本上触动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张居正以优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做的对中国有利的一切，必须被否定。

在后世的清王朝，雍正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推行着类似的制度，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所以，从后世的眼睛里，雍正一定是个暴君，一定是个叛逆者。而伟大的乾隆皇帝，将此政策有所折扣的继续推行，既享受了该政策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享受了土地所有者对他的所有褒誉，以十全老人自居。雍正，康熙两朝时间，在新政治体系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人头税的免除，终于引发了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这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这些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清王朝前期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国土面积也取得了空前的拓展，新疆、蒙古、西藏这些地方终于并入了中原。而在此之前，这些地方最多是附属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土地归于农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革命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土地公有制。农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要交纳农业税，一直到不久的几年前。

而在这个阶段，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不在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和国家的安定。所以，在这个阶段，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换种方法来实现土地的价值。土地的所有者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口号下，不饱和的供应着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不断地推高土地和土地附属物：房产和厂房的价格，也推高着产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拥有者的利益还是继续得到保障。

综观一千年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所有者的集中，如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始终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而土地所有者的分散，对经济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在某种技术条件下，农民不离开自己的土地，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终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美国的一个见闻。据说美国政府在推行土地开垦政策的时候，将土地以每英亩一美圆的价格卖给农民，以鼓励农民来开发土地。而在政府进行高速公路建设征地的时候，感恩的农民将需要被征用的土地无偿地归还给政府使用。

而在中国，政府以不饱和供应和拍卖的形式，将土地的价格推到极限卖给需要使用土地的人，而农民在得知政府要征用自己的土地时候，却赶紧在土地上加盖建筑，以向政府索要更多的补偿。

《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面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来只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可以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责任，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己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现在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头破血流，15年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