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出人才”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汉代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常常成为持“逆境出人才”的观点的人的有力证据。

的确，有些人身处逆境，仍然奋争，有所成就，但这决不是说“逆境”和“出人才”可以划上等号。

人才的产生能否，暂且不论。先说境遇，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番。现实中，恐怕没有谁能给“逆境”与“顺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指出其本质性差别，相反地，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又可以相互转化，变“逆境”为“顺境”或者变“顺境”为“逆境”。我们说，能促进事物发展的处境(包括社会的和自然的)便是所谓的“顺境”，阻碍事物发展的便是所谓的“逆境”。从这个观点出发，“逆境”不但不出人才，反而阻碍人才的产生。

鲁迅先生曾提到晚清时有一个叫夏穗卿的人，听他的口气，夏穗卿的才气笼罩华夏，胜过一切古人。然而，当时的夏穗卿正处于怀才不遇的境况，过着“良马不得食而足”的生活，无奈的发出“帝杀黑龙才仕隐，书飞赤鸟太平迟”的感慨，最后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不为世人所知。试想在那样的逆境中，没有一张“保命符”性命都难保全，又怎能谈得上成材呢？即使你有“韧之志”，是“超世之才”，也只有落个被埋没、被扼杀的结局。

早在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基于对逆境扼杀人才的认识，曾明确指出“恶意的批评杀害了无数天才的幼苗，天才的产生需要大量的“泥土”的培养”。

退一步讲，如果一定说逆境对人才的产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话，也只能是一种激励作用，而决不是必要条件。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报任安书》，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又有多少人忽视了这“大抵”“发奋”而偏颇了史家的观点呢？再者，司马迁可以说是“逆境出人才”的典型事例了，但他并非遭受了宫刑后才有志于《史记》创作的，反而是宫刑的痛苦、屈辱差点结束了他的生命，正是完成史记的宏愿，使他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坚持活了下来，终于完成了永垂青史的伟大巨著《史记》。如果要考察他成功的原因的话，那只能说宏大的志向、坚韧的毅力使他战胜了逆境。

所以我们说，倘是人才的种子，不论是落在恶劣的石缝中，还是长在肥沃的土壤里，他都能茁壮成长。如果不具备成材的素质，“逆境”会使其枯萎、夭折，“顺境”亦会使其萎靡、堕落。我们要始终告戒自己的是！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此而发奋努力，使自己成为对祖国、对人民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