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就无法回避三个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生与死、贫与富、爱与恨;因而每个人都终其一生而为此不断解构与回应。

著名的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里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为这三个问题纠结不已的形象——毕巧林;一个在历史的伤口中寻求超越的人：泥土总是卑微的，肥料总是腐臭的，他极力摆脱泥土与肥料对自身的制约与决定，以严峻的审思寻求对于泥土与肥料的超越，从而获取价值皈依与内心安宁。但是他失败了，他成了一个“多余人”。因为俄罗斯民族生活中藏伏着一个重大危机——所有阶层都同时面对着社会秩序的动荡与价值秩序的崩溃。——毕巧林因此失去了优越的自信与高雅的姿容。

就本质而言，人都有一种把自己和族类和每一个生命个体联系起来的本性，一个倾心关注着民族命运和同胞生存状态的人，一定会用他的全身心感受并担当族类的一切荣辱。所以，精神目标与价值取向就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财富与动力。这样的目标与取向是由一个时代的精神痛苦和人性渴望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意愿，它淡化了自由主义色彩，它升华了个性生命，因为，一个趣味高雅的人一个优越自信的人一定拥有无比阳光的内心草原，那里有着无数鲜活的生命元素。毕巧林的悲剧，不仅在于他性格缺陷和追求盲目，更在于他为之纠结的社会的价值秩序的崩溃;因此，化解纠结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价值和精神作为井绳，提升自己的灵魂。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经济发展如果忽略或者轻视了道德力与价值取向，只会越来越让我们的生存环境“世俗化”“荒漠化”;同样，人的追求，如果脱离了正确的价值与健康的道德的建构，那么也只能使我们内心越来越“低俗化”“功利化”;蛰居于象牙之塔的人们，高踞于庙堂之位的人们，奔逐于穷巷闹市的人们，争战于人生旷野的人们，都应该祈求得到这样一颗心，一颗稚嫩的、未被红尘掩埋的心!要想拯救自己摆脱迷惘，就必须找到生命的意义。著名学者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正告我们：苦难出于罪恶，超越达于圣化，至善在于圣爱。每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人的行为必须也只能受制于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一个时代真正的起点不在糜烂的现实里，而是深藏在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呼唤中。理性高扬的人类不应该流连于光怪陆离的迷圈里，以质洁之身为愚蠢与野蛮陪葬;而是应以殉道者的勇气去砌人文的长城。

是受制于红尘诱惑，还是服从补天使命，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自觉。伫立在传统与未来的门槛上，“启下”是我们的职责，“承上”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再对自己的文化表示沉默与漠视，而不作传承性思考与实践，那么，我们民族文化的前途，我们为之骄傲的传统美德前景，将不复存在;在文化的路上，我们不愿看到：智者绝望，迷者无望。我们渴望看到沈从文先生《边城》里的“白塔”巍然屹立。这是后代对前人的承诺，更是对我们自己的救赎。

著名作家残雪这么说：“人是不可能全身心地生活在纯粹精神之中的，因为我们身处的是一个高度地粘连与渗透的世界。”(残雪《自述》)感谢那些在价值多元的年代里保有文化品格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学人们，他们的光彩不在于提出了洞见，而在于留恋真理。“上帝”存活于内心，我们以自己带血的嗓子，来呼唤洁净，呼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