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节我们介绍了几种常用的分析方法。分析是在思想上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或者把整体的个别特征、个别属性分出来。综合则是在思想上把整体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把整体的个别特征或个别属性结合起来。例如，把某种植物分解为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等，分别加以研究而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撇开不管，这就是分析。仍然是研究上述某种植物。如果想要了解它的整体性质，那么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只是整体性质的某些表现。在分析这些表现的基础上，把它们联系起来，从而得到关于这种植物的整体的认识，得到关于各个部分之间联系的认识，这就是综合。　　综合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当科学事实或科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从更广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来揭示事物的内在的统一性，这时就会有科学家通观全局，进行综合，从而导致重大的科学发现。比如人类很早就认识到电现象儿磁现象。可是在法拉第等人的工作之前，对于电现象和磁现象的研究一直是彼此隔绝地进行的，直到麦克斯韦方程出现以后，才用数学形式实现了电与磁的综合。又如门捷列夫根据前人和自己分析研究化学元素的成果，把握了当时已知的各种元素的特性以后，就用综合的方法，把分析时暂时被割断的各种元素的内在联系恢复起来，发现了著名的元素周期律。这一规律把各种元素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揭示了各种元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这个运动过程就是从综合到分析，再到新的综合的周期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说：“当我们观察一咱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致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他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地说明了人们的认识过程；第一步是从总体出发，看到这种事物的大体轮廓，获得初步的综合性的认识。第二步再用分析的方法将事物各部分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获得更深一步的认识。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获得深刻而又全面的认识。这一综合性的认识又成为进一步分析的起点。这样，不断地由综合到分析，再由分析到综合，人们的认识便不断地深化、发展。由此可见，综合和分析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而分析又必须以综合为指导。其次可以看到，综合有着不同的层次，这不同层次的综合，标志着人们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发展。在议论文写作中，综合和分析同样是相互为用的。综合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初步的综合，可以作为议论的起点，往往出现在议论文的开头部分。比如《评潘虹的艺术风格》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一提到潘虹，人们往往要把‘陆文婷’这个名字和她联系起来。这也许正是潘虹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观众心理留下的烙印吧！”这里所写的，便是作者对“潘虹的艺术风格”先形成一个总体印象；也是为了给读者对“潘虹的艺术风格”先形成一个总体印象。接下去，作者便分析了潘虹在《人到中年》和《寒夜》中的表演。而开头的这一般综合，正是为下文的分析，为读者理解下文的分析指示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当然，我们说初步的综合，可以作为议论的起点，出现在议论文的开头部分，但是并不等于说，出现在开头部分的综合，都是初步的综合。也有些文章，会将全文分析以后所形成的综合放在开头的。比如《课外阅读是否影响学习》，文章开头便针对生活中人们所存在的偏见，鲜明地提出全文的论点：“正确的课外阅读非但不影响学习，而且还会促进课堂知识的理解和巩固，有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这一个论点，是对全文几个分论点的综合。第二，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局部综合，成为议论文中的分论点。比如《评徐玉兰的艺术风格》中有一段分析了徐玉兰在《红楼梦》中的“哭灵”一段唱：“在‘林妹妹，我来迟了’一句撕心裂肺的哭喊之后，‘金玉良缘将我骗’一句中的‘骗’字，徐玉兰在演唱时把声音提到高八度，高音中带着颤音，充分体现了贾宝玉此时对万恶的封建礼教所怀的愤恨之情。接下来一段是散板，表现了贾宝玉扶着林黛玉灵位时的懊悔莫及的心情。在‘死不能扶一扶七尺棺’一句后，徐玉兰又用了一段清板，如泣如诉，字字泪，声声悲，诉说了他对林黛玉的深深哀思。”在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作出如下综合：“整段唱一气呵成，慢中有快，柔中刚，很好地表现了贾宝玉此时悲愤交加的心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从而也显示了徐派唱腔的独特魅力。”这一综合，形成了本文中的一个分论点，从一个方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第三，对全文所展开的分析、论述进行系统综合，形成全文的结论。比如《评潘虹的艺术风格》一文在分析了潘虹在《人到中年》、《寒夜》中的表演后指出，潘虹喜欢演悲剧，她演的悲剧人物使观众动情、流泪，但是泪干之后，却给人以启发、深思和前进的勇气。最后综合如下：“悲而不颓，平而不凡；含而不露，美而不俗；柔中有刚，刚中见强。这就是潘虹的艺术风格。”这一综合，是全文的结论。综合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决不是分析所形成的局部认识的拼合和累积。综合应当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的认识成果应当远远超过原有分析而取得的许多局部认识的总和。一般说来，综合所形成的结论可以包括三种类型。第一，对于事物的性质、关系的认识。比如列宁在认识帝国主义这一现象时，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内部所存在的各方面矛盾之后，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了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对把帝国主义各方面的特征综合起来而形成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帝国主义的根本的性质。吴晗的一篇杂文《人和鬼》，在介绍、分析了几个关于鬼的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综合，指出：“人气盛了，鬼气就衰了；人不怕鬼人了，鬼就怕人了。”这个结论揭示了人和鬼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鬼”是一语双关的。因为作者在结论后面还特地说明：“不但对死鬼该这样，对活鬼也该这样。”第二，对事物的评价。对事物的评价往往是在对事物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应该说它更能体现综合的特点。《毛遂不避嫌疑》一文，分析了改革浪潮中那种敢于表现自己的精神，它的实质、它的意义，并且将它与“不表现自己”进行对比，与“风头主义”、“野心”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作者以一句话结束全文：“我们能不为表现者的表现喝彩么？”这就是对敢于表现自己的改革家们的综合性的评价。第三，提出某种决策性的见解、主张。应当说，决策性的见解、主张往往包容了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评价，因此它的综合性更强。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的结论提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这就是一种决策性主张，这一主张是在分析了自由主义的表现、实质、危害、形成了对自由主义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同时包含了对自由主义的评价。在一些文章中，对事物的认识、评价和决策性主张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以后，概括地指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一段综合性的结论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评价和决策性主张就是交织在一起的。　　综合应当以分析为基础，但综合又不应当是分析中所得到的局部性的认识的简单的相加、凑合。根据这一原则，作为结论的综合，一方面要做到“水到渠成”、“顺乎自然”，而不能让人感到缺乏基础，生硬牵强，甚至无中生有，突如其来；另一方面还要力在综合中形成新的认识，让读者从中受到新的启发。其次，作为结论的综合，在表述上力求简明扼要，力求三言两语便能画龙点睛。　　[例文评析]

牛顿为什么会犯错误？宋子良

自从伽利略制造出可实际应用于科学研究的折射出望远镜以后，科学家们一直在设法提高它的放大倍数和质量，但色散（复色光通过棱镜分解为单色光的现象，如目光通过三棱镜分解为赤橙黄绿青蓝紫光，造成的色差，即因各单色光聚焦点不一致，使成橡模糊与原物不符）的问题，一直未得解决。牛顿也参与了色散的研究，他想，既然色散是由于同一棱镜对不同频率的光的折射率不同造成的，那么，如果不同物质具有不同的折射率，就可通过不同折射率的透镜的组合来消除色差。这一设想是合理的，也已被后人的实践所证明。问题出在牛顿为此设计的实验上。他在一个注满了水的玻璃容器里放入一个玻璃棱镜，以观测光线通过它们时，折射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有变化，即可证明水和玻璃的折射率不同，消除色差就有希望。事也凑巧，牛顿选的用于制造棱镜的玻璃恰好和水的折射不同颜色的光线的，因此望远镜的色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放弃了研究色差的努力。　　类似的事例在科学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因此总结牛顿的教训很有必要。首先牛顿对自己的实验过于自信。当时，科学家卢卡斯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但他选用的制造棱镜的玻璃与牛顿选用的不同，因而也与水的折射率不同。这样，他的实验结论就与牛顿的不同，卢卡斯恰好证明了，通过选用不同折射率的玻璃相重合，消除色差是完全可行的，卢卡斯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告诉了牛顿，但牛顿坚信，他自己的实验没有不妥的地方，这就使他从一个偶然的原因导致的错误一错到底，直到他死，他都不曾改变自己的看法。其次，牛顿没有采用反向思维法。既然别人已经提出了反例，牛顿本应该从反例中进行认真思考，找出别人实验和自己实验的不同之处，或按照别人的实验重做一次，就有可能找到问题。因此科学研究常常需要交换一下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牛顿缺乏的正是这一点。第三，牛顿还忽视了实验的可重复性。如果玻璃和水的折射率是相同的，那么随意找一块玻璃镜和水复合在一起做出的实验结果都相同，才能证明牛顿是正确的。卢卡斯的实验已表明，牛顿的实验很可能是不能重复的，牛顿理应根据实验的可重复性原理再做一遍。总之，方法和指导思想上的不正确导致过份自信的牛顿犯了错误，后人总结了牛顿的教训，就在方法论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篇文章分析了牛顿犯错误的原因。一是过于自信，二是没有采用反向思维法，三是忽视了实验的可重复性。这三点都是在原因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局部综合，也就是文中的分论点。最后的结论则是在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综合。　　[思考和练习]　　阅读《抒情歌曲与革命传统歌曲》，指出文中哪些部分是综合，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综合（见附文）。　　附：

谈抒情歌曲与革命传统歌曲李沉简

对于音乐，我是一个门外汉，从不敢妄加评论。但现在倒忽然心血来潮，想说上几句。　　抒情歌曲，顾名思义，大概是指抒发感情的歌曲吧！抒发感情，谁能说它是坏事呢？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既然人人有情，则有情者借歌抒发，当然无可非议。情，有无产阶级改天换地的豪情；也有资产阶级荒淫颓废的感情。但感情决非只此二种。试问：李密同他祖母的乌鸟私情，陆游与唐琬的爱情属于哪个阶级？贝多芬无限热爱大自然的深情又是哪个阶级的？可见，感情是多样的，复杂的。　　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是人，也有感情，而且不仅有壮志鹏举之情，也有母子相依之情，也有夫妻恩爱之情。由此看来，抒情歌曲只要它为人民所喜爱，只要它抒的不是黄色、低级之情，就不管它是柔软的，还是刚健的，都是无可指摘的。这本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不知为何又有人把“抒情歌曲与革命传统歌曲”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他们看来，似乎抒情歌曲与革命传统歌曲是完全对立的，好像革命歌曲就不该抒情，抒情歌曲就一定不革命，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众所周知，革命传统歌曲是指历史上那些激发人们革命情感的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抒发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豪情。鲍狄埃所作的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抒发了无产者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永远革命的战斗激情。　　革命歌曲不仅抒发豪情，也抒发离恨忧伤，思乡忆亲之情。长征期间的《十送红军》不是广为传咏么？《松花江上》不也催人泪下么？可见，为它们以情动人，所以才成为不朽之作，灿烂之章，才得以流传至今。　　以情动人的革命歌曲是感人的，不以情动人的歌曲再革命也只不过是配上了乐谱的口号罢了。十年浩劫中，这类东西想必大家也接触过许多吧！　　总而言之，现在流行的抒情歌曲与革命传统歌曲并不互相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认为：抒情歌曲并非一定革命。我们赞成大唱革命的抒情歌曲。我们反对那些下流小曲，但我们也反对毫无音乐性的狂呼。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热情支持抒情歌曲。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的音乐事业才会蓬勃发展，我们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