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9岁的他成为了《感动中国 》人物。说他是“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的老人，“他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2005年5月这位活了101岁的老人仙逝。

《随想录》是巴金老人十年浩劫后用笔一个一个字地拼凑写了8年才完成的，开篇是1979年1月议论《望乡》这部日本电影片，最后一篇是《怀念胡风》，是在香港 《大公报》一篇篇地见的报。他说“这不是为了消遣才写的，不是为了装饰自己，而是因为我欠了债要还。是十年的血债压抑平时沉默的人发出的呼喊，我不把他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永远闭不了眼睛”。他写到了83岁，每30篇成集，积150篇成册。由“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几个部分组成。结篇时他已是靠轮椅才能行动的病人了。他写到“飞去的时光不会回来，青春的活力也不可能长在，我不会”焕发青春“，但我更不愿意躺下来闭眼等待死亡”。他希望从他的集子里能看到他“真诚的心”。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那十年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集子里围绕骗子，说真话、探索写了很多。

关于“骗子”1981年因为有人冒充高干子弟行骗，他写了第一篇，他同情小骗子，也同情受骗的人，他的笔谴责的是社会风气，鞭荅的是不正之风。可到1986年他又发表了“四谈骗子”，他说五年过去了，骗子依然存在，这是我们的社会还有毛病，有养活骗子的大大小小的污水塘。甘愿受骗的人替骗子们制造了活动 的条件虽是其一。但“向钱看”推动了一些人向前飞奔，让人们挖空心思，带头发财，改善生活 ，提高消费，让爆发户成了人们学习 的榜样，让有些人把骗子当做自己人，替骗子过关，让人们手段各异地动脑筋左右逢源。现在骗子的面貌大大地改观了，手段灵活，能说会道的头衔满身，有的当上了人大代表，获得了优秀民营企业家的称号。买卖越做越大，关系越来越多，走上了致富的“光明大道”，跻进了胡润的百富榜。他们贩布谎言好像传播真理，他们贩卖灵魂，好像倾销贱价商品，他说骗子已经到了和人民势不两立的时候了。

关于“探索”他连写了4篇。在1980年，他说没有探索和创新，人们就不会有成就、但探索的专利在领导者手里，过去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这些人。长官意志的探索现在总算给个人探索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模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者还没能让中国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

在“真话集”里。他说这部集子里记录了我的经历、我的的回忆、我的感激、我的自责，我的爱憎、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道路，是我从事文学写作生活中各个时期的“思想汇报”和“交代”，是我五十多年的探索、碰壁和追求……这里有我的真心话，也让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我想告诉大家，有些“真话”只是当时那样想的，未必正确。“***”到来之前，“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现”。但十年(1966年9月我的家被抄至1976年)的浩劫使我变成了“牛”，“奴者在身”地在牛棚里交代和批判自己……，也使我看穿了“极左”的空话会把人们引到什么地方去。他教会了我要“认罪服罪”，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下低头;学会了也要靠说假话过日子来保护自己。他说“假话，起初我是听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说，再后来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丢掉”独立思考“的包袱，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学会了照领导的意思看当时的风向发表言论，做了风车，随着风转动，并不会为自己的假话红脸。这是那段黑暗时期染上的坏习惯。”四人帮“下台后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大喊”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但写了两篇论“说真话”的文章后我又看出“说真话并不容易，弄清楚‘真’假‘之分和不说假话更加困难。讲真话需要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我讲不了真活”。我只能将“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作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在“无题集”中他又说“过去几年我干喊了几声讲真话，可报刊的报道 和电台的广播依然告诉人们：这里在制造假酒，那里在推销假药;这个商店发卖致病的点心，那个企业制造冒牌的劣货……假话多于真话。可怕的已不是讲好听的假话了，而是买有毒的食品骗钱，不小心人人都会受毒”。

读了《随想录》，使我知道巴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影响下，追求与探索，走上了文学写作的路，在***中受到了冲击。他要以个人为解剖对象，总结***的历史教训。我接触到了老人一颗真诚热烈的心。但字里行间的有些文字在当时并不都是被完全认可的。只是因为他是有很大社会影响的耄耋老人，又授予过那么多的头衔，一篇篇的文章又是在香港见得报，否则这套书是不会比《牛棚杂记》在大陆晚出了那么多年。这套书写得沉重、真诚、深刻，的确是一部说真话的书。

我是误打误撞地迈进了这个门槛，年近70岁才提笔。是一个领退休金的平头百姓， 巴老告诉我“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人，要观察他们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而不是照什么人的指示来描绘一个天衣无缝的人物”。这对我是指点，我要向这个方面努力。我的笔没有经过文学的修养，站在人生最后驿站的我，只想营造自己的晚年幸福和快乐 ，想盘点自己走过的路，记录我的新生活。当然也想沉思沧桑的岁月和我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我只能用平民的眼看，用平民的心思索，我没有巴老的魄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发表啥感怀就写什么，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虑、所愁所感无顾虑地写下来，我能“不作违心之论”就够了。这就是我看过这部作品后的感观。

在“ ***” 中，巴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被抄家，并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斗争。青少年时代的我对巴金的了解，大部分还是来自当时所谓的“大批判材料”，这真是一个动乱的、荒诞的年代。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散文集。 他直面“ ***” 带来的灾难， 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过的扭曲，在晚年写下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随想录》， 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 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如果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晚年的巴金就不会动笔写下这样一部散文集。 我也是仰慕《随想录》的盛名， 找了这本书来读。 掩卷深思， 感到振聋发聩， 受益匪浅， 对巴老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随想录》收录了巴金在“***”结束后创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为《随想录》、《 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等五集。历时八年写完这部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 ***” 给他和他的家人、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揭示出“ ***” 的恶性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他反复呼吁“ 建立一个 *** 博物馆” ，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

我认为：《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 ***” 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作者的“ 忏悔意识” 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 ***” 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四人帮 ” 。巴金的反省包含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深层次的忧虑，不断反省自己的“ ***” 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 ***” 初期，自己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他在文中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他发觉自己自建国以来没有了自己的理想，一味地想自保，一味地依顺。他曾无实在根据地批判过人，而在心灵上倍受煎熬。他把所有的这一切看做体内的脓血，势必除之而后快，以免毒害全身，病入膏肓。

有多少人能够说，自己在“***”中始终是清醒的，没有做过错事?但是又有多少人能有巴老这样自我反省和批判的意识和行动?包括我自己，当时写言不由衷的文章也是有的，说言不由衷的话也是有的，唱言不由衷的歌也是有的，做现在看来很可笑的事也是有的，对“***”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这是我在读《随想录》时，自始至终最强烈的感受。无论是对他人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巴老无疑是我们的榜样。《随想录》总结了“***”的历史教训，挖掘了知识分子的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难怪被文学界誉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遥想1986 年，那时自己借调在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整党办公室工作，有些在“***”中春风得意者就是不肯认错，找客观理由为自己辩解，这与受害者巴老严于解剖自己的人生态度相差得实在太远了。

我还听说《随想录》连载时，曾遭香港大学生的强烈抗议，他们反对巴老要让人们牢记“***”。我们的青年一代，有多少人了解“***”?有多少人看过《随想录》这本书?有多少人认可《随想录》这本书中的观点?有多少人还看过巴老的其他名著?我认为是不容乐观的。

2011 年 12 月1 日 ， 文学巨匠巴金曾生活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武康路 113 号寓所恢复了历史原貌， 对海内外公众试行开放。 今年6 月 16 日， 我探访了巴金故居， 感慨良多。 步入巴金故居， 随处可见的巴金生活、 写作场景和难以计数的文物、 图片、 资料， 处处都在还原着真实的巴金。 他的晚年力作 《随想录》 也是在此完成问世。 我想： 文人故居的保护开放， 有助于一座城市传递其文学记忆， 传承其文脉， 延续其文气， 希望有更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故居能在上海修缮开放。

巴老在《随想录》中说，怎么做一个人，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是我一辈子探索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一辈子探索的问题。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大力倡导向巴老学习，经常能够自觉地自我解剖，自我分析，自我挽回，走好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