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影响力，不在于天马行空的文句，也不在于振聋发聩的论断，而在于它给世人幽暗闭塞的观念世界以一道耀眼的闪光。它提出一个命题，它给出一个假设，这些根本的有关最古老悠久的意识形态的疑问，使得后来的思想家有了发挥的空间，也为后世提供了无数社会体制的可能性。不管它是一位绝对权威，还是一个极端恶魔，对它的肯定抑或反对构成了我们在思想上赖以前进的基石。

作为西方乃至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一生立著无数，而《理想国》无疑是其中最能表现其政治思想的作品，其中哲学家与王的辩证关系也一直为后人称道。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是历史上大大小小“乌托邦”的开山鼻祖。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不是什么是正义的人，他从城邦至公民、从上往下、从大往小地理想化地安排了城邦公民的一切，生活、工作、教育及一切。该书是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其语言华丽，逻辑缜密，想象丰富，阐述精彩，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

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而这些所要体现的东西在他的《理想国》开始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出来，他是利用了正义二字逐渐将其拓展并且引申出来的。正义是一种好的表现，然而什么是正义呢，面对这个看似很好理解的词语，柏拉图首先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正义应是……

克法洛斯认为：“欠债还债就是正义。”(相信读过《查士丁尼法典》的都会很熟悉这一句话，因为这种说法与其第一条极为相似。)或者说，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对于这种正义观，苏格拉底认为，拿了人家的东西归还，这不是正义。因为，我们不能把东西还给疯子，而且“把整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

特拉徐马霍斯认为：“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特拉徐马霍斯的这个定义类似于奥斯丁的论断“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显然在这里，正义被理解为一种对强者的屈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成了其它人的义务。无论称为“强者”或者是“统治者”，我认为这个词的本意应当指那些在力量上存在优势的人群。他们形成权力是依赖于强力。

以上两种观点，柏拉图都借助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正面的批评。柏拉图没有很确切地提出正义的完整定义，而是通过一个个否定步步逼近真理。我发现，这些否定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归谬法的终点在于缺失智慧或德性就构不成正义。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心中的正义包含智慧和德性这两个要素。

我们可以知道诸如“正义是给每个人的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是对利和害的一种功利计算”，这些观点都是后世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的法理学命题，都曾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可见，柏拉图的否定并未彻底地驳倒这些观点，尽管书中苏格拉底的一个个对手理屈辞穷。但柏拉图自信论说圆满的前提是以上这些正义观都缺失智慧和德性的要素，而正义应当包含这两者。这种“真理”的认识，显然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世对这些被否定了的命题的再认识，也是一种观念群变化了的结果。

二、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同的对话似乎就是一座城邦形成的过程。对粮食、住房、衣物的需要，决定了城邦离不开农夫、瓦匠、纺织工。随着市场的产生，城邦又加入了商人、佣工。吃饱喝足后，为了不成为猪的城邦，还需要奢侈品与艺术品的提供者、医生、法官等等。将这段对话简单化，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是想这么说：为了生活，我们需要各种产品，所以生产者是不可少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不可能同时掌握多种技艺，因此一种人最好固定地干一种事。当然，战争也是一种技艺，为了精于此艺，苏格拉底又说“护卫者的工作是最重大的，她就需要有比被众人更多的空闲，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和最多的训练。这种种安排，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允许“模仿一切”的人出现，柏拉图明白的说法律不欢迎“扮什么，像什么”的人进入城邦。因为这样，一种人只从事一种生产的状态就会被扰乱。而且，从事生产的人不能从事护卫者的工作，这不但是由于成为护卫者需要接受精心教育，更因为“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论述完城邦的正义后，柏拉图开始通过分析法探讨个人的正义。他认为人的灵魂里存在三种品质，即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分别是人们在学习、愤怒和满足自然欲望时动用的身体的一部分。理智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或欲望部分，亦即那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激情是“我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就如国家的正义——三个阶层各司其职那样，如果每一个人的三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这三个品质彼此内在的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受理智领导，这样的人就具有节制的美德。柏拉图强调，正义的真正内涵不是“外在”的各部分和谐一致，而是“内在”的和谐。一个正义的人应该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

通过对这几章的阅读，我发现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围绕德性和智慧展开的，并且智慧是指导人们实现德性的知识。可见，正义的核心是智慧，哲学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爱智慧”，于是哲学与正义建立起了联系。

理想国读后感3000字篇二

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是最成系统的一部。在这部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详细地讨论了人性、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继承柏拉图思想的，还是反对柏拉图思想的，都不可能绕过柏拉图的思想，尤其不能绕过《理想国》所表达的对人性和政治问题的深刻看法。

这部对话的开端，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正义的生活和不正义的生活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等等问题上面和其他几个对话者纠缠不清，不能够完全说服他们。苏格拉底的对手给出了关于正义的三个看法，分别是：

1、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2、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3、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好处

苏格拉底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同时认为它们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能够直接给出一个正义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无论正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苏格拉底的反对者认为，不正义的人在生活中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而正义的人却往往吃亏，所以不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义的生活则是不幸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但是他没有给出让那些对手信服的证明。

就在双方争执不清的时候，苏格拉底想了一个办法：把个人的正义问题“放大”成整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来讨论，以便看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说的，“假定我们的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这里的小字比喻的是个人的正义问题，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义问题。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先来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在弄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正义之后，再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正义。弄清楚了个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够回答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义?经过一连串的对话，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禀赋、安于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安于统治者的地位，履行自己的责任;辅助者安于辅助者的地位，维持城邦秩序，保护城邦安全;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服从秩序。苏格拉底还讲了一个神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神话是这样讲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生长出来的，因此都是同胞，而大地母亲在生育人类的时候，给不同的人加入了不同的金属，给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这些人具有最高的禀赋和才能，将来要当统治者;给一些人加了银，使这些人具有次等的德性，将来要当保护城邦的辅助者;给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加了铜，这些人资质平平，只能当被统治者。但是身上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银或铜的后代，反之亦可，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资质如何，来决定他在城邦中的地位。只要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对了，而且每个人都安于这种安排，那么这个城邦就会是最好的城邦。

这个神话被称为“腓尼基神话”，因为据说最初是腓尼基人所流传的。那么，这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个人和城邦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看苏格拉底是怎样得出城邦正义的结论的。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说起。他认为，城邦，或者说政治，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同于动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才能生存。神当然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动物虽有需要，但是个体的动物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个人却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另外，每个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禀赋，比如有人擅长种庄稼，有人擅长建筑房屋，有人擅长做衣服。这些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各自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换自己的产品，人和人就在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动物以及神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神没有什么需求，而动物只有刚好能够适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却有超过他的基本需要的需求。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不仅要穿衣保暖，还要穿美丽的衣服;不仅要有住处，还要有豪华的住处来满足虚荣。所以，人和人所组成的城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人的城邦而是“猪的城邦”了。既然有多余的需要，就要有多余的土地、资源和多余的生产，那城邦就要扩张，不同的城邦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城邦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使得自己变得强大，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一个城邦变得强大呢?如何确保城邦的利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义问题，因为它表现出个人和城邦的一种对应。城邦的利益正是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它们都是“好”(good)，只不过城邦利益是公共的好(commongood)，而个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good)。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想要确保自己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应该统治，什么样的人应该被统治?苏格拉底仍然从人的天性出发回答这个问题。按照禀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技艺，统治也是一种技艺，并且是最高的技艺，它需要能够良好地处理城邦内外关系的最高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这种技艺的人才有资格进行统治。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最高的统治者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逻辑，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当然，仅仅有统治者是不够的，因为智慧往往是没有力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城邦还需要自己的军队。苏格拉底称之为护国者或者辅助者(护国者其实包括了统治者和辅助者，所以城邦的军队其实就是辅助者)。同样，什么样的人应该是辅助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还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回答的。辅助者因为要上战场保卫城邦，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德性应该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够通过教育来培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教育：音乐和体育。音乐教育人的心灵，使得心灵从小就喜欢美，长大以后就能够主动靠近美好的德性;体育表面看来是教育人的身体，使得人强健，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教育人的灵魂，培养灵魂中的激情，最终产生勇敢的德性。正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才提出他著名的“驱逐诗人”的理论。因为古代的诗歌，主要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到悲喜剧诗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适合进行美德的培养的，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讲得很坏。柏拉图主张“删诗”，其实是删除那些不利于教育的诗，保留那些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良好品德的诗歌。总之，通过教育来培养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对于“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坚定信念”，然后挑选出最勇敢的人组成辅助者的队伍，这样才能够保卫城邦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