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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片《活着》探讨艺术的特征

作者:杨雪 2023-04-11

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借此认识世界。余华名著《活着》改编的同名影片,以中国乡村为地理坐标、以福贵这个人物为观察点,横跨数个时代,传递给观众全面、深刻的人生感悟——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甚至有人将影片传达的人生哲学上升为我们民族心理认知层面好死不如赖活的理念。它的立意争论并不妨碍观众对其高超艺术性的肯定。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活着》有着比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艺术的特征为切入点,从《活着》中寻求实证。

引子.表现说在《活着》中的体现

影片所表现的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急剧转型、政治运动频繁的社会。没落地主、基层军人还是一般农民的身份变迁,福贵所代表的总是草根阶层的生活实况。

影片在塑造的过程中,体现了艺术本质表现说的内容。我们在观赏过程中产生的感情往往也正是影片制作者内心波澜的传递。壮实的女佣俯下身担当乘骑,特意在后背垫上棉布仿佛担心弄脏了这个没落的少爷,观众在心生对女佣身上奴性的叹息的同时,看着福贵那经历一夜麻将桌上鏖战后心满意足的疲惫,自然而然悲悯其精神世界的寡淡、可怜那个时代丧失活力、醉生梦死的颓势;缓慢挑入幕布的刺刀、满脸横肉与凶相的国民党军士将福贵揪去当壮丁,我们看到在强权与暴力面前,个人尊严与意志的无言;拉着全是疲惫、“生下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的儿子,塞给他书包、嚷着要“先进”、不能延误炼钢的福贵,给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不懂得体贴子女、在高尚的口号下摒弃亲情关怀的盲从者,对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苛求年幼孩子作法厌恶。在影片的行进中,各种感情得以传达与表现。

中国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发展中产生的一批艺术家本能地贴近草根阶层。较之五四精英盛行国民性批判、将国家混乱与落后归结于草根的所谓愚昧,当下精英——无论作家余华,还是导演张艺谋,都更多地倾向于写实、为草根鸣不平、用真实的表现传递自己对草根的同情、理解、维护与申辩。或许这与二人乡镇出生背景有关,自然而然生发出对草根的亲近之感。张在自己的心中唤起这份感情,通过电影艺术这一途径将其表现出来。

一.艺术形象性特征在《活着》中的体现

艺术创造者内在审美感悟与精神意向可以借助艺术形象高度浓缩、概括性地体现。

福贵在赌场失掉财产、气死老父,不得不自食其力,开始艰难的尝试。这抽象的尝试得通过特定的人物动作、表情与情景显示:福贵在市口卖针线,辽远的天地间大雪纷飞,他越发显得渺小可怜;低着头草帽遮住面孔,瘦弱的福贵拖着板车艰难前行,周围人指指点点;大雪连城,福贵蜷缩在牌坊下,似是没脸回家,似是需要一个人静一静面壁思过。生活顷刻间的巨大落差,势必在这个努力尝试着自食其力活下来的败家子心中掀起波澜。借助这一串集中典型的场景,我们直观地领悟到那抽象的心绪。

二.艺术情感性特征在《活着》中的体现

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将情感幻象加以锤炼,使之明朗化。再现之中,必然有艺术家自身情绪、心境、趣味和情调的表现。

寒冷的夜,福贵从战场的死人堆里回来了。他紧紧抱着自己久别的妻,一边被遗忘的水管,开水哗啦啦流了一地。这一幕最后的一个镜头给了这么一个物件,开水不仅仅象征着家珍挨家挨户灌开水讨生活的艰辛,不仅仅渲染这一刻夫妻的忘我,也是一丝暖意:或许命运如这个呵气成冰的寒冬,但是导演坚信会有温馨的画面温暖生活。张艺谋对现实做了艺术加工——这样的天气、这样早的时刻,很难沿街每家每户都探出头、沉默着分享家珍与福贵团聚的喜悦,但是这处艺术的加工却带来艺术的真实,烘托出人情的暖意;以水管与流出的热水结束镜头,体现了张艺谋渲染情感却不使其泛滥的节制,在这种节制中,有理性的流露。影片展示了张比较高档的趣味,绝非《妈妈再爱我一次》之流滥情片可比。

三艺术审美性特征在《活着》中的体现

艺术美来源于现实美,却更加强烈集中、典型理想。牛镇长是一个粗人,为了表现这个粗人赤诚的革命热情与乐观精神,张艺谋选取最恰当、最具特色的镜头予以表现。牛镇长在鼓励村民们大力炼钢,承诺庆功的时候宣布“今天中午吃饺子,每个饺子里包一头猪”;他进行国家政策的诠释工作,指出我军坚决解放台湾,炸弹“一枚炸到蒋介石饭桌上,一枚炸到蒋介石床上,一枚炸到蒋介石茅坑里,让他吃不成饭睡不成觉,还拉不成屎”。现实美往往是分散、不充分的,可以展示牛镇长憨厚粗犷的选材有很多,但是电影有必要择优整合,保证艺术美的质量。

现实丑亦可称为艺术美。龙二无疑使一个工于心计、欺软怕硬的丑角。福贵的地没有抵光的时候,他端茶送水,“福贵少爷”叫的忒亲切;将福贵的地全部赢过来之后,傲慢地自顾自喝茶,瞅都不瞅福贵;福贵来求助,拿出皮影箱子奚落他。这样的人下场是不服土改焚毁房子,被判处“反革命破坏”枪毙。影片通过对龙二的鞭挞和揭露,在反面肯定正直之美,表现对朴实处事的追求。

四.艺术的创造性特征在《活着》中的体现

艺术创作是一种变与不变的期待。余华的小说明显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更多体现一种无奈的宿命感。张艺谋的影片则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审美取向,通过对原著的改编与再创造,传达希望。

馒头在影片中没有遭遇不幸。因为张艺谋不认同余华的倦怠消极,他要借助这个年幼的生命播撒希望。片尾,一家人在吃饭,馒头问“姥爷,小鸡长大了成什么?”经历太多悲苦的福贵说:“小鸡长大了成了鸭,小鸭长大了就成了羊,羊长大了成了牛,牛长大了……馒头就坐在牛背上……不,馒头长大了要坐火车,坐飞机。日子,会越来越好……”影片戛然而止。重复余华意味着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张艺谋的创造,使这部优秀的作品焕发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以一种达观的心态寄托美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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