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住在自己的衣服里。”这是才女张爱玲的譬喻。同样，人的内在格调需要一个住所，它能像衣服之于人一样提供给格调、趣味以光彩和温暖——那住所无疑是语言与作品。衣服与人寻求一种搭配感，因此，作品也要和人品默契配合。

作品毕竟是人力的、手动的，它有不得已的限制与条件，而这些来自于人品。作家刘墉这么认为：“真正的重话轻说，往往是情感的重，生命的重。当一个人历经大起大落、大得大失之后，才能沉淀出那样的语言。”诚如此言，人的纷繁经历化作人品的一部分，它能够化作不息的水流，冲洗作品中泛滥的修辞泡沫，带给作品重量与力量。因此，人品低劣的人写不出高格调的作品，他的辞藻是空心的，他的人品不够资格去填充作品的深意；人品高洁的人则不甘于，或不屑于创作低格调作品，否则便是用牛刀杀鸡，辜负了自己的人品。

透过作品看人品历来是人们学史观人的途径。我们读诗词，无论情感、风格多么富于变化的东坡词，都指向苏轼内心的同一处。历史、惯例替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作品的格调趣味，多是不偏不倚地正中作者人品的红心。那么为什么会有“心画心声总失真”的怀疑？这与“作品”的创作目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古时有的官吏贪图功名，为闯过古代官员考察制度的关卡，学会了文过饰非，用假惺惺的高尚污浊了文字，换来空虚的荣耀。此时写文的目的不再是表现心与品质，动机已不再纯粹。

而当今社会，大量的作家、编剧们为物欲所惑，用华而不实的文书电影的钩爪捞金，青春疼痛，娱乐至死，打着迎合大众的旗号，不过是哗众取宠，用人群效应牟取利益。而这并不能冲击作品和人品的紧密联系，因为这些文书电影，不再是作品——它们成了商品。

人，当以文为居，选择合适的住房，宜其家室。不仅如此，若作品的格调高人品一等，则磨砺人品；若人品胜过作品的趣味，则精修作品。两者螺旋上升，共同进步，此当是人与文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