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作为作为我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不论是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眼中还是在历朝百姓的心中都占有难以撼动的崇高地位，儒家思想统治的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程中，塑造了中华人，中华名族的性格——在封建晚期，殖民者所遇到的民族中最难以征服的，就是中华民族：因为她是最团结的民族。“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给中华人以强大的社会责任感，给中华民族以无限的民族凝聚力，但三纲五常对人们的束缚也成为《论语》从被古人视为万世之至道的经典而又为所谓“封建统治的工具”的理由……直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才出现了“异质”对“真理”的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进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论语》从此埋没人间……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欲念能节制，身心自清安”从《论语》中，读出一种笑看风云，静观自在的超脱。
《论语》的思想以“仁”为始，以“仁”为终，字里行间都是儒家人政治思想，人生观，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的体现：细看“中庸”“君子”“礼仁”云云，读之使人不得不感叹生活在乱世之中水不洗水，尘不染尘地审时度势的胸怀和抱负。比起追求仁君治世的政治观，“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中庸式的为人处世原则却是《论语》中最易理解而最难做到的，它的影响以当今的“忍”文化为体现，避事而中立，固然，这种“心若不动，风又何奈”的态度能在浮躁的当代生活中为我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会使一个民族沉睡。证其以古代中国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这样的为人之道体现出儒家学派的软弱性。事实上，所谓“君子”，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想的“中庸”的人。超脱凡俗实能在动荡中自得清净，但又是不是少了一种热血？《平凡的世界》中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上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这提醒着我：在读《论语》的过程中，不能放下对于深不可测的人生的掌控欲，要时刻准备承受磨难却不是忍受磨难。
与“仁”的不踏凡尘不同，“礼”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体现出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国对“周礼”的亵渎闹得社会一片乌烟瘴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正名”评判正是“礼”的核心所在。孔子致力维护‘三纲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虽说现在观来是封建等级制的压迫，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儒家的思想束缚却可以说是成为了乱世中保全礼法和人情的防线，积极的来说就是起到一种“劝人为善”的思想引导的作用，也是形成我们坚毅的民族精神的源泉。
说“仁”不踏凡尘是出于其对世俗乐趣的追求的淡薄，但“礼”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对“礼”的追求的体现……从孔子个人道德观发展成为其学生孟子的政治主张的“仁”最初被解释为“克己复礼为仁”，所谓“仁者爱人”，这里爱的“人”其实偏向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朝廷之人；同样体现“仁”思想中对“礼”的尊重的还有“不犯上”等，这些观念也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的原因，对“王”和“王道”的维护却是儒家思想能压覆百家，得以正统地位传万世的客观理论基础。此外，“仁”还被孔子作为做人的标准：“仁者，入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足见儒家思想维护封建伦理却又强调“人”的存在价值的两面性。《论语》一书的内涵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可见一斑。
读《论语》的过程不同于其他书，因为《论语》提供的思想如同将中华悠悠千年的智慧宝库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于“如何做人”这个终身的课题，《论语》向人们传达的自清自洁的精神和为人处世的方法必定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品味人生，修身养性，时刻以淡薄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这样才能如孔子教导我们的生活之道，找到内心的安宁。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时间的飞逝终致世殊事异，但《论语》一书传千年，它的价值早已超过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是儒家人的政治思想，人生观，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之体现，在这之上，它更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塑造之基，民族精神的不竭之源。古人的智慧让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但对于《论语》中的思想观念我们还要努力做到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新的时代的眼光辨证地理解书中的道理，凡事既能抗争，又能中庸，既能循礼，又能创新，适时地选择不同的态度，做新社会的“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