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十大观念》的读书笔记1500字
当然,深圳也深深地知道,“鼓励创新”容易,“宽容失败”却要难得多。有一些“创新”或许还缺少必要的鼓励,有一些“失败”也没有机会及时地得到宽容。
但是,深圳也确实鼓励了许许多多的“创新”,也宽容了许许多多的“失败”。更重要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这座城市的号角和承诺,从前是,以后也仍然是。
这一信心正是来自于无数的“创新”和“失败”早已让这座城市形成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共识。有此共识,我们当继续坚韧前行;有此共识,我们已可以为这座城市骄傲。
“我也和那些曾经怀疑我的人一样怀疑过自己的反复行为:
离开的时候我有无数个理由,每个理由都比天大。
回来,却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借口。”
诗人谷雪儿《在很远的地方想念深圳》,她一边说自己找不到回深圳的借口,一边又道出了“想念深圳”的真正原因
“我的爱情也是在这里滋生与轮回。
除此之外,她还给了我两次重生的机会。”
“有人说深圳能使人重生,此言不假。”深圳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并非在表达对这首诗的读后感,他是在回忆自己来深创业的经历时说这番话的。他说:“移民文化本身就宽容失败,而宽容失败必然培植成功。”
一个诗人,一个企业家,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着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的鲜明特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或许正因为深圳人的这种心照不宣,才有《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这个国内首部改革创新立法在2006年3月的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高票通过,而当国内许多地方指责“宽容失败”可能是“官场的又一个护身符”的时候,深圳市民的反应出奇地一致:"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本来就是一个意思的两面表达”,“不"宽容失败"怎么"鼓励创新"?”
“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予免责。”
虽然《深圳经济特区转载自读后感,请保留此标记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和人民团体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创新,适用本条例”,但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一种观念,可谓直指人心,这也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之所以被市民评为“深圳十大观念”的原因所在。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2006年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可谓恰逢其时。
从1980年到2005年的25年间,深圳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得“招商引资”和“三来一补”风气之先,快速完成原始积累,成为工业化城市;第二个阶段是确立“高科技强市”和“两港兴市”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增创新优势”,继续保持领先。下一步如何走,成为当时刚上任的市委书记李鸿忠必须首先思考的问题。
2005年1月13日,在深圳召开的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深圳土地、能源、环境、人口4个“难以为继”的难题被摆了出来。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实现科学发展?深圳新一届领导班子很自然地从深圳得以立市的“改革”“创新”中寻找出路。然而,此时的深圳,物不是人已非,当年打赤脚时的胆量如今穿皮鞋时还有吗?当年睡工棚时的勇气如今住别墅时还有吗?
事实上,深圳的改革创新一直伴随着“宽容失败”,只不过是以“指示”的形式指导深圳,是以“只做不说”的方式在实施-尽管个别并非失败者也没有得到宽容。
1979年创办特区时,邓-小-平给深圳的任务是“要杀出一条血路”。1984年视察深圳时,邓-小-平对深圳的评判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说邓-小-平对深圳的一次口头指示和一次书面题词都是“鼓励创新”的话,那么,1992年再次南方视察时,邓-小-平表达更多的是“宽容失败”。
《深圳十大观念》的读书笔记1500字
应收录与政治文明
建设相应的观念
我多次到过深圳,并且亲身参与了深圳的发展历程,跟深圳感情很深。深圳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力挺深圳,力挺广东。
我赞同刚才各位专家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不过,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十大观念”中,与政治文明建设相应的观念没有收录进来,只是出现在书的附录中的候选观念30条里。比如第25条候选观念“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另外,现在的十大观念里,个别观念又有交叉重复,比如观念四“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和观念六“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政治文明建设呢?原因有两条:一是从国际局势来看,民主大潮不可阻挡,是世界人心所向;二是从国内来看,今年上半年以来,问责风暴一浪高过一浪,这是每一个人都能亲身体会到的。国内的民主发展,正以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在进行中。
说到政治文明建设,深圳有辉煌的轨迹,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政治文明的内容很多,今天只说说深圳在宽容多元、监督问责、公开透明方面,有过非常突出的探索,引领全国。比如1985年2月5日,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在讲话中鼓励本地区的报纸要敢于批评。他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要拿自己开刀”。在袁庚的鼓励下,当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就发表了《该尊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报纸主编有点紧张,提出送给袁庚审,袁庚回答说不用送审。但是主编心里还是不踏实,趁着袁庚出去办事,把报纸大样放到袁庚的办公桌上。袁庚回来看过之后说:“一个字不要改,就这样。”结果就这样发表了。198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袁庚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说到监督问责,还有一个例子。深圳的一个公司经理吴君亮和他的团队从2008年起,锲而不舍地向国内一些城市和一些中央部委提出公开财政预算的要求。最后在广东省委领导支持下,广州市政府于2009年10月公布了财政预算,这是全国第一遭。在广州市带动下,在中央领导支持下,我们终于在2011年看到了96个中央部委和少数大城市的财政预算。虽然这些预算的线条还很粗,但毕竟是一大进步。财政公开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深圳人敢吃螃蟹的精神了不得。
再看宽容多元。有一件事是我亲自参与的。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厦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在会上,蛇口青年就“来深圳是不是为了淘金”的问题,与专家展开了争论。当时一位专家很生气,质问这位发言的青年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事后,专家还写了内部材料指控发言的青年人有严重思想问题,给蛇口青年人造成了很大压力。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此际,袁庚挺身而出,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应该允许青年人有平等讨论发言的权利,袁庚还明确表达了“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这一观念,再度轰动全国。当年《人民日报》自8月8日开始,在第三版开辟专栏《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讨论蛇口风波。我当时负责编辑这个专栏,在连续一个多月的专栏讨论中支持了蛇口青年。随后,我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并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
这都是深圳改革开放史上的著名篇章,也是深圳精神成长史的精髓所在。
另外,深圳市政府在2008年公布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提出了要划清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的边界,在党内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区长实行差额选举,条件成熟时实行市长差额选举等20条重大改革措施,成为当时地方体制改革方案中力度最大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深圳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所以我希望“深圳观念”的升级版能把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也纳入进去,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深圳十大观念》的读书笔记1500字
深圳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标本性城市,经历了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之路。是什么东西让它像一个城市呢?就是文化。2003年,深圳提出“文化立市”,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战略性决策。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意味着什么?没有共同的文化。一群没有共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是一个共同体,而像一袋土豆装在麻袋里一样。你只有塑造出一种共同的文化,才有可能让四面八方来这里的人形成一个市民共同体。因为,大家共同分享着一些价值、信念,还有生活方式。文化构成了深圳的灵魂,这个灵魂把喧嚣的、活跃的个体组合成了一个有自身生命的存在物。所以我觉得,“文化立市”是深圳要比中国其他大都市都伟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十大观念”的排列次序很有意思,它把读书放在文化之前。确实,读书才有文化,不读书就没有文化。但是,这只是第一个层次的文化自觉,我还想谈的另一个层次的文化自觉。那就是说,什么文化?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大概从深圳提出“文化立市”那个时候起,我比较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我注意到,深圳讲的“文化立市”,比较偏重于人的现代化,而我们要引入现代化的观念,一般都会把眼光投向西方。在这里,就涉及文化主体性意识自觉的问题。
拿深圳跟香港作一个对比,也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历了100多年殖民地历史的香港,中国文化的成分大概比深圳还要多。香港台面上的文化,好像都相当现代,甚至西方化,但背后的支撑却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这就构成一个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深圳自己造成的,而是中国过去100年发展过程造成的大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城市,深圳理应承担起率先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自觉的责任。深圳在这一点上其实有更好的条件。因为,深圳文化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大概比除北京外的其他地方都要高。深圳人口的教育水准,还有民众的理解力、创新精神,恐怕是最高的。而创新绝不表现在往前,还表现在往后,在中国文化遭遇了百年破坏之后,恢复才是最大的创新。
我希望,深圳文化是有根底的,而不是虚浮的。如何在深圳的文化构建过程中,让中国文化之根扎下来,这是深圳作为中国的一个范本城市可以承担的,也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深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绝不是多挣点钱的问题,而是文明复兴的伟大使命。文明的复兴,要求我们面对中国的传统,因为这才是我们的文明。现在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首先是中国的,那么,“中国的”是什么?当然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所创造,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子、王阳明等先贤所传承的文化、智慧。现在各个方面强调比较多的是西方现代文化。这当然是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激活传统,让它参与到新的深圳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去。
深圳的“文化立市”战略中也强调,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我认为,政府也可以适当地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一些合理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制定一个更为详细的策略,比如,在各种读书活动中,引导大家阅读一些中国的经典,比如《诗经》、《论语》。读诗可以让人温柔敦厚,仪态优雅,可以培养具有仁者之心的公民。传统在过去遭受了太多的摧残,传统重新回归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助于培养一个好人,也有助于培养一个好公民,同样有助于建设一个好的深圳。儒家的经典教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做好人,做好事,做一个好的公民。
邓-小-平在第二次南方视察时反复强调“不要怕犯错误”,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幸运的是,深圳市在经济特区成立25年之后再次强化“宽容失败”不再只是“只做不说”,或者“做了再说”,而是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立法,让法律法规为改革创新者撑腰壮胆。
友情链接: 在线汉语字典 中国教育考试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学信网 人民网教育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冀ICP备2021019811号 Copyright @ 2021. kxl100.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