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一书，堪称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农民战争的史诗，可是当初竟然连作者姓甚名谁都众说纷纭，难以考证。

　　若问成书的时候作者缘何不敢署上大名？很大程度上怕是要“归功”于那些刻意为文化设置门槛的所谓“精英文人”。

　　精英嘛，自然是瞧不上文学界的那些“旁门左道”的，惟有汉赋、唐诗、宋词这类“高雅文学”方可登堂入室。在这些人眼中，似乎总有一道无形的门槛横亘于文化殿堂的大门之外。于是乎，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之类的新兴文学样式便被当年的文化精英们不屑地赶进了勾栏瓦肆之中，只能由评书艺人去手口相传。

　　然而，这些“沉沦下僚”的“没有文化品味”的文人及其创作当真如此不堪？不然。

　　试问，自古以来那些被后代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到底缘何而来？还不是从“俗人”们的日常劳动、生活中产生发展而来。其中瑰宝如《诗经》者，被后世尊为诗歌的鼻祖，传之后人，历千载而不衰。其实，这些诗歌中的奇珍当初也不过就是乡村普通百姓口中的民歌民谣。倘真要为文化筑上一道“去粗取精”的门槛，《诗经》中的305篇作品绝大多数恐怕都要被拒之门外。可以说，正是由于民间俗文化的积淀，才筑起了中国文化这座人类文明的煌煌大厦。

　　而所谓的“文化人”又由何而来？“人非生而知之者”，何人不是首先受着俗文化的濡染，再一点点求经问道，才得以脱颖而出？因此，还是吁请我们的精英人士能高抬贵手，鉴定文化的质量和档次时不要将“孩子和污水”等量齐观。就通俗文化而言，大浪淘沙后，它或许百不存一，可一旦流传下来，却足以登堂入室，昂首挺进经典文化的殿堂，让后人须“仰视才见”。谓予不信，瞧一瞧四大名著，哪一部当初不是“俗文学”？

　　细想想，我们的精英人士真该拜白居易为师。白居易的诗作清新朴实，据传白居易诗成之后都要读给老媪去听，再作修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文化人如此放低身段恐怕是我们的精英人士绝难做到的。“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和实在。”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这句慨叹特别发人深思。

　　当年曾有不少文化人蔑视宋词的媚俗，嗤笑元曲的通俗，鄙弃明清小说的流俗……他们高筑起文化的门槛，拒绝将这些文学样式“扶正”。殊不知，时至今日这些文学样式历千万祀，最终化作文化殿堂中不朽的丰碑。正如陶行知所言：“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

　　文化的殿堂，当撤除门槛，任人徜徉。